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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想到的是，時隔63年，我還能夠作為抗戰老兵，在全世界的矚目下再一次經過天安門，接受祖國和人民的檢閱  再過幾天（2017年8月1日），就是英雄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九十周年紀念日。從紅軍到八路軍、新四軍，再到人民解放軍，九十載崢嶸歲月里涌現出了無數有名或無名的英雄，照亮了民族精神的星空。 在建軍90周年之際，我們將近期采訪他們的口述整理刊出，以饗讀者，并向這些英雄們致敬。 少年胸懷報國志，投筆從戎保國家。 原海軍上海基地副參謀長鮑奇，1941年入伍，參加了抗日戰爭、解放戰爭、抗美援朝戰爭和解放東南沿海等大大小小上百場戰斗。2015年9月3日，作為抗戰老兵，91歲高齡的鮑奇再一次經過天安門城樓接受祖國和人民的檢閱。 從他口中，共和國的光榮歷史徐徐展開。 
鮑奇，原海軍上海基地副參謀長。祖籍江蘇無錫，1924年5月生于上海。1941年9月入伍，曾參加抗日戰爭、解放戰爭、抗美援朝戰爭和解放東南沿海，屢立戰功。2015年9月3日，作為抗戰老兵參加“9·3”大閱兵。 雷冊淵 攝
我強忍傷心，發出團長、政委雙雙犧牲的電報抗日戰爭爆發時，我在上海讀中學。我的老師是中共地下黨，在他的帶領下，我做了一些抗日救亡的工作。1941年，抗戰進入最艱苦的階段，在老師的動員下，我決定北上參軍，保家衛國。 我從吳淞口出發，被人帶上了一艘烏篷船，下船之后又有接應的同志將我領到下一個接應地點。到了一看，發現我的好幾個同學都在那邊，“你也參加了抗日！”幾個熱血青年相視一笑。就這樣，我們參加了當時的東南警衛團。 1940年10月，根據黨中央指示，新四軍東進開辟蘇中通（通州）如（如皋）海（海門）啟（啟東）抗日民主根據地，同時創建我黨第一支海上抗日武裝，由新四軍主要領導人陳毅、粟裕、陶勇等領導。東南警衛團就是其中一支武裝力量。 因為我在部隊中的文化程度比較高，因此被安排做了書記員，后來又調到文工團，再后來到了機要處從事機要工作。電報傳譯工作分為對上和對下兩個體系，擔任部門領導之后，我專門負責對上的工作，就是在團部接發與陳毅、粟裕等領導同志往來的電報。 1944年12月，為奪取抗日反“清鄉”斗爭的勝利，東南警衛團團長王澄和政委鮑志椿準備率部突圍，結果不幸被冷槍擊中，子彈射穿胸膛，兩人同時犧牲。那一刻，前線傳來消息，團長、政委雙雙犧牲，我萬箭穿心、悲痛不已，但只能強忍著傷心，向司令部發去了兩人犧牲的電報。 從翻譯電報的機要員到組長、科長、處長，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，我與機要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，曾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全軍機要先進工作者的榮譽稱號。那段歲月，雖然艱苦、殘酷，卻也點綴著一些快樂的片段，現在回想，確實是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了。 有一次，我差點攪黃了陶勇司令員的新婚之夜，現在想想都好笑不已。 結婚可是大事情，可就在司令員洞房花燭夜的當晚，政委姬鵬飛把我叫到他面前，讓我去給司令員送電報。我覺得，這封電報一定非常重要，所以絲毫不敢怠慢。 哪知道敲開司令員的房門，他看完電報，把電報扔回給我，讓我還給政委。不明情況的我只好回到政委辦公室將電報交還給他。政委見狀，又讓我把電報給司令員送去，并且囑咐我“非常重要”。于是我又帶著電報敲開了司令員的新房大門，司令員依然不收。一頭霧水的我就這么來來回回折騰了三次，最后司令員終于發了怒，讓我“滾出去”，政委這才作罷。 第二天一早，司令員看見我，過來擰住我的耳朵，哭笑不得地說：“小鮑啊小鮑，你怎么都不看看電報，那是一封假電報。政委開我玩笑，故意要攪黃我的洞房花燭夜��！” 司令員突然說：“你們倆今天結婚” 1950年，抗美援朝戰爭爆發，我跟隨中國人民志愿軍第9兵團奔赴朝鮮戰場。在朝鮮，我們的生活相當艱苦。這個“苦”一是氣候極寒，二是裝備簡陋。 我是南方人，上海的冬天氣溫到0攝氏度就已經很冷了，我們到朝鮮時已經入冬，零下20攝氏度的氣溫，再加上部隊出發時沒有裝備冬裝，十分難捱。汽車的輪子都掛上了鐵鏈，車一開動，地上的冰就被剉起飛得老高；有的戰士沒有戴棉帽，耳朵凍得用手一扒拉就掉了；我們都躲在山洞里，許多負傷的戰士明明能夠醫好，也因為天氣寒冷被活活凍死了……另一方面，我們的裝備相當簡陋。部隊幾乎沒有現代化的裝備，“小米加步槍”就是我們的真實寫照。 可為什么朝鮮戰爭我們還是勝利了呢？首先，是人心，當時許多當地的老百姓冒著嚴寒、頂著槍林彈雨來給我們送飯、送生活物資，我至今難忘。另外，正是因為我們的裝備輕便，戰士們帶著一支步槍就能翻山越嶺、占領有利的地形，居高臨下便于攻擊；而敵人的重型裝備只能走公路，轉移起來相當不便。在這一點上，他們吃了虧。 
鮑奇向記者展示自己參加中國人民志愿軍歸國代表團,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的留念照片.這張照片至今還掛在鮑奇家的客廳里。 雷冊淵 攝
我們在朝鮮頑強戰斗了2年。1952年，抗美援朝戰爭將要進入尾聲，陶勇被任命為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員。作為他的秘書，我隨陶勇一起回到國內，住在上海徐家匯的陶勇家中。 “小鮑，小程呢？”回國后的某天，陶勇突然問我。我答：“還在朝鮮戰場，在9兵團。” 陶勇特別關心的“小程”就是我日后的夫人程世萍。 1944年，我和我愛人因同在東南警備團機要處工作相識，我們從戰爭年代走來，風風雨雨多年也沒顧得上自己的婚事。我從朝鮮戰場回國后，與留在朝鮮繼續戰斗的她天各一方，兩個人更不敢多想個人問題。哪知道，作為司令員的陶勇還惦念著。 過了半個多月，我愛人輾轉到了上海，一下火車陶勇就派人把她接了過來。幾天后，陶勇指著我們兩個說：“你們倆今天結婚。”一頭霧水的我們還搞不清楚狀況，陶勇又重復了一遍：“我說，你們兩個今天晚上結婚！”并且吩咐夫人打掃房間作為我們的新房，安排人接來了我的父母和弟弟，還讓炊事員為晚飯多加幾個菜。 就這樣，陶勇夫婦、我和我愛人、我的家人，加上陶勇的警衛員、駕駛員和炊事員，10個人圍桌吃了一頓簡單的晚飯。在他們的見證下我和我愛人結婚了。 搞經濟建設，“十八條規矩”不能忘 1955年1月，為解放浙江一江山島，我軍歷史上首次海、陸、空三軍聯合作戰的一江山島戰役打響，由解放軍高級將領張愛萍指揮。這次作戰，我們一舉攻占了一江山島，而后又有了大陳列島的不戰而克，最終，我們解放了浙東沿海的全部敵占島嶼，給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圖謀以沉重打擊。 一天，張愛萍將軍問我：“小程生了沒有？”我說生了，生了個男孩。 “好！以后就叫一江，鮑一江。”張愛萍高興地說。  
鮑奇向記者展示他的軍功章。 雷冊淵 攝
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在福建平潭島工作，排除一切干擾狠抓部隊的教育和訓練工作。1977年，我重新調回東海艦隊，繼續為海軍事業貢獻力量。 不久之后，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，鄧小平同志高瞻遠矚地提出“現在軍隊沿用過去的經驗是不行的”，因此，軍隊建設的指導思想也要下決心實行戰略性的“重要的轉變”。 改革開放，軍隊建設迎來了大發展，我開始分管東海艦隊和海軍上�；氐慕洜I工作。從端槍拿炮、指揮作戰到和平年代的部隊建設、經營開發，這對我們這些從硝煙彌漫的戰場走來的老同志是一個不小的挑戰。從那時開始，我就給自己定下了做人的“十八條規矩”，時刻警醒自己： “余生之年辦事切忌留下后遺癥，以免留下臭名，情愿在世之年被人罵； 幾十年的革命，廉潔奉公。不要被錢攻破，莫伸手； 以真理團結同志，堅持公道，切忌‘我’字當頭； 同志之間一起工作有了風險，要挺身而出，不能縮著腦袋、推諉責任； 坐冷板凳、困難重重時，要想到自己創業的美好前景去努力……” 1985年，我從海軍上�；馗眳⒅\長的職位光榮離休。因為我分管經濟工作，正式退下來之前組織要求我將自己的私章、財務章、銀行章這三枚財政大印“完璧歸趙”。我向組織報告，在沒有清清楚楚地完成交接工作之前，我不能把印章交出去。 于是，海軍上�；�、東海艦隊、海軍三家的紀委部門來“查賬”，對這些年我經手的款項一一核實。在確認沒有問題之后，部隊黨委召開干部大會，在會上宣讀了三家紀委部門的調查結果。宣讀完畢，臺下200多名干部熱烈鼓掌，在大家的掌聲中我將三枚財政大印交還組織，為四十余載的革命征途畫上了句號。 時隔一甲子，在天安門接受檢閱 在我的一生中，有兩次在天安門的經歷令我終生難忘。一次是1952年，我作為志愿軍代表參加了歸國報告團，到北京上天安門觀禮。那一次，我們受到了毛主席、朱總司令、劉副主席和周總理的接見并合影留念。這張珍貴的合影在“文革”十年浩劫中幸運地保存了下來，至今還懸掛在我家中最顯眼的位置，被我當作一生中最高的榮譽。 沒有想到的是，時隔63年，我還能夠作為抗戰老兵，在全世界的矚目下再一次經過天安門，接受祖國和人民的檢閱。 2015年9月3日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閱兵中，由抗戰老同志組成的車隊方陣第一個通過天安門。車上是從大陸遴選的、目前健在的國共兩黨抗戰老兵、抗日英烈后代，以及抗戰支前模范代表。我們這些抗戰老兵平均年齡90歲，英烈子女平均年齡78歲，抗戰支前模范平均年齡88歲。 
鮑奇等抗戰老兵組成的方陣第一個通過天安門。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參加“9·3”大閱兵的抗戰老兵中共有6人來自海軍，分別來自東海艦隊、南海艦隊、北海艦隊、海軍裝備部、海軍后勤部和海軍政治部。 閱兵前20天左右，我在兒子的陪同下，由專人護送乘高鐵到了北京。經過嚴格的安檢和行李檢查，入住京西賓館。 有人問我，9月3號才舉行閱兵儀式，提前那么多天去北京干嘛呢？最開始我也疑惑，幾天下來我們這些“老家伙”總算弄明白了情況。 首先是體格檢查，因為我們年齡太大，怕出現意外情況，每天早中晚三次，專門配備的醫生都會為我們進行常規的身體檢查。他們“寶貝”我們到什么程度？就連吃飯也有醫生站在旁邊看著，生怕誰噎住會有意外，并且記錄下誰、什么時候、吃了什么。有老同志提出想吃蝦，工作人員怕蝦殼卡了喉嚨，于是后來的菜色中出現了去殼的蝦仁。 其次是熟悉環境和排練閱兵流程。一般情況下，我們不能外出，外面的人也不能進來看望，出門下電梯要登記，下了電梯走到門口也有專人護送，院子里還有固定和流動的崗哨，安保相當嚴格。正式閱兵前的幾次排練，每次都差不多要6個小時左右，考慮到許多老同志身體吃不消，就由子女代替進行排練。 9月2日，北京下起了陣雨。大家心里都緊張了起來，有人直念叨：“完了完了，明天的閱兵怎么辦？”誰想到，第二天北京晴空萬里，大閱兵順利開始。然而可惜的是，臨到要上車的時候有幾位老同志身體情況不大好，只好不參加車隊方陣了，非常遺憾。 閱兵中還有個小插曲，講起來大家恐怕都要笑話。去往閱兵現場的路上，我們的車隊跟著一輛流動廁所車，為大家提供“方便”。 
接受完檢閱剛下車的鮑奇。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經過天安門時，我感慨萬千、心潮翻涌，當時的情景歷歷在目，令我永生難忘。我知道，我代表的不僅僅是我個人，更代表了無數為國捐軀的戰友。是他們浴血沙場、舍生忘死，捍衛了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自由，也留下了激勵后世子孫不斷前行的寶貴財富。 (責任編輯：日升) |
